野夫｜我的北漂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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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似乎经历越多，越有种难以自拔的宿命感，所有的追问都归于虚无。
——野夫
文|野夫
1995年夏天我出狱后，就把母亲从山里接到武汉来养老。那时一个刚坐过牢出来的人，只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变，整个国家都进入商业狂潮时代。我也想着赶快注册一家公司，赶快挣钱养家。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借了2万块钱注册了一个小公司。
在我还不了解这个社会的时候，开始做了第一本书。我的老师易中天为了帮助我，好心好意地把他已经签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本书，抽出来说你拿出去做吧，应该能挣钱，你要挣了钱就给我一点稿费，你要赔了就算了。
结果因为我的本钱太少，在海南出版社买了一个书号，又找到一个很烂的印刷厂来印这本书。等到我去印厂看这批书的时候，简直气坏了——没有一本书是一模一样的，一摞书中封面颜色从深到浅，全是残书。但是已经交了定金，不要这些书损失就更大，我只好把这些残书拿来到广州去参加书会，这些比盗版还烂的书，根本就没有人订，公司很快倒闭。其间母亲也自杀了，武汉，就这样成为我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一个伤心之地。
就在我心中最困苦的时候，在北京任职的武大师兄、也是中国著名的作家王梓夫，他劝告我：“你要离开武汉，你在武汉没办法活了。武汉一大帮兄弟每天来看你，还天天要喝酒，这样下去你的整个生活都被毁掉了。你要想重新站起来，就必须离开武汉。”他说：“你到北京来”。他甚至给了我一个美好的梦：“你到北京来，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让你来了就有家，然后她也会帮你找工作。”
我当时是想要换一个城市，但是并没有像他设想得这么好。他确实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跟我同姓，我们彼此也不了解，我与这个时代隔绝已经很久，这位女子在北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也不了解。但是这位女性非常善良，她说你来北京吧，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一份工作。
于是，就像我的散文里面写到的这段历史：我决定回山里去，用母亲留下的最后一点点钱，把外婆的坟敲开，把骨头捡起来，因为没法带回家，就在殡仪馆把骨头烧成灰。那正是腊月27左右，我从殡仪馆把父亲寄存在那的骨灰取出来。带着两盒骨灰，回家。
《1980年代的爱情》里面写的那个细节也是真的：我拎着两盒骨灰，碰到了我的那群老同学，他们又把我挽留下来两天。我在腊月二十九，拎着两盒骨灰，什么行李都没有。腊月二十九，机场里全都是从外面回来过年的人，所有回来过年的人，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回家，都是外面成功的人士，才会坐飞机回山沟里面。只有我过安检的时候，两个方方正正的盒子，外面用纸盒子套着。我被安检的警察拦下，说你这两盒是什么？是骨灰吗，他们觉得很奇怪，里面是粉末状的东西，所以专门拿了下来。我说确实是骨灰，他们打开一看是骨灰盒，这才让我上的飞机。就在那一刻，他们看着我一脸悲伤，看着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拎着两盒骨灰上飞机，我从他们的眼神看到了连他们都心痛的感觉。我把母亲的衣服烧了，买了两块墓地，就算是把整个上辈埋葬了。
我决定到北京来。
来北京之前，我心里没底，临行之前我给王梓夫打电话，我说尽管你介绍的朋友说要给我一份工作，而且说已经帮我找到了，但是我毕竟对她不了解，见面也可能还会有另外的一些可能，所以你必须给我一个保证，我才会来。他问我什么保证？
王梓夫是通州人，在通州有很高的地位，通州的区委书记、区长都跟他称兄道弟。我说你必须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保证我在通州能有个单位看门，我只需要做一个看门人就可以了。因为看门我有时间看书，看门的人有一个小房子可以住宿，那点工资足够我吃喝了。对于我这样一个人来说，只要有一个地方能安身、能读书、能有饭吃就行了。我不认为这个生活是下贱的。王梓夫一听哈哈大笑，说：“我跟你保证，绝对可以保证你在通州看门，你就来吧，不要再犹豫了”。我说你还得在我来之初，给我找一个小房子，因为不管这个女人多么好，我不可能一去就搬到人家里去住，这样不妥。他说我已经帮你借了一个小房子了。
告别武汉，一大群朋友饯行之后，正月十二送我上火车站的是李斯和另外一个朋友，这正是中国的民工潮开始出门打工的时候。过完年要赶紧出去找活干，尤其是在九十年代，民工潮涌动的武汉火车站南站门口，民工们排着蛇一样的队伍，火车站广场上直的队伍已经排不下了，必须蜿蜒曲折的排队，保安不断地用脚踢着那些排得不整齐的民工，而民工身上都背着被子。
我没有带被子，我只带了换洗衣服，结果另外一个朋友，给我提来一口锅。他非要我带到北京去，他充满友情地说，你去了也要自己做饭吃，你也要买锅，这是一口新锅，有口锅总是方便一些。站台上这个画面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我说：“我要背着这口锅到北京的话，我一生都抬不起头来了。古人说破釜沉舟，你要强行让我带这口锅，我现在就把这口锅在铁轨上砸了。你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但是你这口锅一定要带回去，我不相信我一生要背着锅出门，我不信我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我的锅，找不到我的碗”。我就带着这样一种心情上了火车。
正月十三早晨来到陌生的北京，此前我只来过一次。一下火车梓夫就把我带到了朝内小街南拐棒胡同。他给我找的房子是大杂院里的一个斜瓦的窄小偏房，只有3、4平方米。里面只有一个单人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除此之外放不下别的东西，没有暖气也没有取暖的煤火。
我曾经跟我的朋友们说的一句话，最好的哥们儿，男人之间的照顾都是粗心的，哪怕是你最铁的哥们儿，你永远不要相信你最铁的哥们儿，是一个会像女人那样照顾你的人。梓夫跟我大胆地保证过，你就不要带被子来了，我都给你备好了。这天他请我吃完饭就走了，到了晚上我上床才发现，是一床夏天的被子，垫子也是夏天的，又没有任何取暖设施，那是真正的冷啊！
我体会到北京冬天的寒冷，就是在北漂的第一个夜晚。冻的根本无法入睡，我只好起来把我所有的行李打开，像盖瓦片一样，大的衣服、小的衣服、短裤、袜子，一点点拼起来，然后再小心翼翼地钻进去，勉强增加一点温度。
身上有没有钱呢？有，李斯给了我2000来块钱，2000来块钱买一床被子显然是买得起，但是人除非到了落荒而逃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舍不得花这个钱，因为你接下来要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路费你是必须要花的，车钱你是必须要花的，吃饭必须要花，每天买速冻饺子，买方便面你也要花的，你不愿花钱去买一床被子，一床被子至少一两百块钱，那你只能忍受这种冷。
第二天我跟那个女士打电话，她说马上出来请我吃饭，其实关于这个女人的故事是另外一个传奇，因为事关别人的隐私，我不愿意在这儿讲，我要讲出来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新闻。事关中国很伟大的一些人，这个女人见了面也很坦诚，说我对你已经了解了，因为通过你的朋友；你对我一无所知，那我现在告诉你我是谁……一番故事讲完，把我请在顺风吃海鲜，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海鲜了，对我非常有礼有节，非常善良，吃的是最好的海鲜，不断地给我夹菜，然后讲她的故事，我一生很感激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也至今还是我的哥们儿。
她确实给我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她也确实介绍清楚了她自己，高知、高干，还有家庭的，很好的职业等等。唯一不好的是，当我听完之后，非常诚恳的跟她说，我感谢你，我们素昧平生，初次见面你便把你如此的隐私讲给了我，这个世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只有我知道，我会为你一生保存这个秘密，但是这个工作我不能要了。而我们之间呢，梓夫这些人出于好心介绍我们做男女朋友，我也觉得我们适合做兄弟。对天发誓，这个女人听到愣了，她没想到我会做出这种选择；因为对于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来说，我其实是抱着来了就上班的心态来的，我自己一下把自己的后路断了，这个女人非常震惊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她同时也非常高看我了，她说我理解你的选择。我出来就给梓夫打了一个电话，我说这个工作我不能要，我要了就坏了我的江湖规则，坏了我的为人处世。
突然一下，由有备而来的有工作，变成没工作了，那时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于是就开始找工作了，开始看《北京晚报》报缝了。那个时候好像就有《精品购物指南》这一类的报纸，上面会有各种招聘信息，去应试了。其实很多这样的招工广告，他们要的要么是简单的劳务人员，要么是技术人员，对于一个学中文的人来说，实际上是不太好求职的。那一年我34岁不到，33岁多，就这样像没头苍蝇一样地找工作。因为我跟梓夫说了，只有在我最后的时候，你让我到通州去看门，我眼前还没到这一步，我还有2000来块钱，我还想挣扎。
就在找工作找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那会儿就是真正地挤公共汽车、坐地铁，而且穿的很破烂，舍不得给自己换新衣服，穿的衣服是坐牢前、被捕前买的那些衣服，出来后因为家里一直都是灾难，没有钱换好衣服；我记得，发生了一件至今想起来还令我辛酸的事。我坐在地铁上面，有两个北京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看年纪大约是初中生，他们站在我的背后，我感觉到他们在我背上按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在那嘻嘻笑，两个男生恶作剧地笑，我回头看了一下他们，他们就装作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从小也是喜欢搞恶作剧的孩子，我当然知道他们搞了什么小诡计。以我的暴烈，我完全可以揭穿他们，一人抽两耳光，但是那会儿我想，(他们是)孩子，算了。我也不想当着他们面揭穿他们，等他们在我面前下车了，我把衣服脱下来，看到他们把口香糖贴在我的衣服上。我就是这样一个外乡人，一个穷困潦倒，破衣烂衫的人，是被这些孩子所歧视的。
到一个来月的时候，快要弹尽粮绝了。那一年，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中国首富牟其中》，责任编辑人是作家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候秀芬。候姐非常欣赏我，是老大姐，候姐说野夫你还没找到工作，我来帮你介绍到南德集团去，我说好啊，于是候姐就跟南德集团人事部长写了一封信，然后我就拿着这个介绍信，到了五棵松那边的南德集团总部。那个时候南德集团在中国如日中天，刚到南德集团的第一个场面就把我震住了，楼下整整齐齐排列着，接近100辆一个颜色的桑塔纳，那个时候桑塔纳是很牛的豪车了，在就是在显示集团的实力，全部配备清一色的桑塔纳。
我进去找到人事部长，人事部长看到我这个介绍信很给面子，那个时候无数下海的人直奔南德集团而去，南德集团成立了一个专家考核小组，多数人的档案看都不看，对值得留下的人，由专家小组进行统一考核、评估，跟我一起参加评估的另外还有两个人，我们三个人进入候选，其中一个是中南海下海去的，就是从中南海辞职直奔南德集团。最后他们两个留下没有我记不得了，我留下来，给了我一个最后的鉴定报告。
这份鉴定报告我留了很多年，但是在后来频繁的搬家、离家、回家的过程中找不到了，其实我很想找到这份报告，它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档案，那是当年中国最牛的一个民营企业，给我的一个专家小组的评估，其中最后一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秘书人才，建议做总裁秘书。就这样我到了当年的中国首富牟其中身边。
南德大厅贴着牟其中的名言：“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样的名言给我们这样一些外乡人，也提供了我们的北京梦、中国梦。
牟其中的故乡和我的故乡一衣带水，隔着长江，他是万州人，我是恩施人，早在他还在万州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他是万州的名人，他在文革期间就已经是万州的名人，著名的反革命案首犯。这样一个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都仰慕的名人，现在我成了他的秘书，这种最初的惊艳和得意，我终于找到工作了，而且给我的待遇不低，而且是在如此牛的集团里，我应该是认为人生找到了起点。
但是我很快发现，我伺候不了这个主子。牟其中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他的成功也有他的这种决断能力，脾气很坏，他一生崇拜毛泽东，就连行为做派都愿意模仿毛泽东，他虽然是坐反革命牢的人，但是毛泽东是他的精神领袖。我理解那一代人，无不是受毛的成功故事的鼓励。他是否把毛当成一个宗教领袖我不敢这样去想，但是至少很多人是把毛泽东当作成功学的范本。
老牟打天下的故事，也是非常精采的。两次坐牢之后来到北京，终于创下了这么大的产业，那已经是两次大刑之后，现在正在服他的第三次大刑。
再一个我觉得我不愿意伺候一个脾气很大的人，是因为我天生的那种不能被羞辱的性格，决定了不要说他训斥我，让我去为他开车门，要这样去照顾他进出座位，我都觉得自己难堪，我觉得我一个上过两次大学的人，无论我的教养，我的家世，我要去给他拎包，还去看他脸色，我内心在受伤。虽然他给了钱也应该提供这个服务，人家给了工资嘛，就是来买你这种服务的，我并不认为其他人做秘书有何不妥，我只是觉得我一个搞文学的人，我有点吃不消这个。
于是就在这个时候，武大校友会的一些当年就知道我，我的学弟们，他们知道我来到北京了，他们来看我，然后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海南出版社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编辑部，正在招编辑，而其中就有武大的校友，说我带你去。
于是我就到了紫竹院那个海南出版社的编辑部，结果我这个兄弟带着我去找到在海南出版社编辑部的另一个武大兄弟，这个人也有很多人知道，现在也是一个怪人，叫兰峰，武大哲学系的。兰峰见到我很高兴，因为他和我同时都在武大读过书，我不知道他，但他是知道我的，因为当时我在学校还比较小有名气，见到我他很高兴。
兰峰说，我们正缺像你这样的好编辑，一会儿老总回来请你吃饭，一定会把你留下，于是我就跟他很高兴地等着他的老总，我不知道他的老总是谁，结果吃饭的时候他的老总回来了。我一看我认识，他的老总在我的广州的一个兄弟手下打过工，我在那个兄弟家里住的时候，他曾经来一起陪着打过牌。我说你是在这儿当老总了，我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高兴，结果他一看到我，说怎么会是你来求职了，因为他当年的老板在我面前都是要奉我为大哥的，我说这个很正常啊，我坐牢出来人落魄了嘛，现在就是来求职的，求你赏碗饭。然后他很客气的把我带到餐馆请我吃饭，请我喝酒，我认为这个工作我就搞定了。但是吃饱喝足了，这位兄弟跟我说了这样一番话，说野哥，你在我们心中是很牛的人，我们现在这个编辑部，是刚刚到北京来创业的，要用你这样的用不起，庙小了，等我们发展两年，大了再请你来，你看怎么样，我这样的江湖人一听就明白了，这哥们儿不想让我在这儿干，容不下我。有时候想起林冲夜奔，投奔梁山之后的那种落魄，我是深深的知道那种人世间的寒凉的。
那人家客客气气的请你吃饭喝酒，你还能够翻脸骂人一通不行，你只能笑呵呵地说没关系，没关系，而且我当时还甚至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说你不要这样说，我现在只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我只需要找一个能吃饭、能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我说你不要像从前那样高看我。他说那不行，不能委屈你。这样江湖上的客套、虚与委蛇，足以让你无话可说。于是我就走了。
但是中间那个武大的兄弟兰峰不干了，难受了。因为他认为，第一、他是奉命来招聘人才的；第二、他认为我是天然应该成为一个好编辑，这儿是天然缺我的，他先入为主地已经判断了，他的老总一定会留下我，他给我了百倍的信心，他自己搭尽了面子，结果意外的发现，他的老总竟然不要我。他回去后就很生气地直接越过这个老总，给真正的这个编辑部的头叫苏斌打了个电话。苏斌人在海口，在出版界很有名的，兰峰说，苏斌你到处要求高人、求编辑，我找来了非常牛的一个编辑，但是这边的老总竟然不要他。苏斌是在武大拿过硕士文凭的，一听兰峰介绍的这个情况，就说你告诉他，第一，这个人必须留下；第二，你必须把这个人给我请回来。于是兰峰就跑到南拐棒胡同，一次请我，我不去，二次请我，我不去，真是三顾茅庐。非常诚肯地说，这个真正的老板是谁，人家一定要我请你过去的。这样我才接受这个邀请，回到了那个紫竹院。
这里的老总也不好意思直接在那里跟我谈条件，就派了手下一个人跟我谈，试用期三个月，每个月800块钱干不干；我问管不管住，说住可以管。因为他们是包的院子，有集体食堂，食堂有一个吃饭的场所，员工在那里吃饭和晚上看电视，那就是一个客厅，他说你可以在客厅里面支一张折叠床，我一想可以。只要能够有住的地方，而且就在上班的地方，无非是早起把床收起来，不影响大家的公共生活，公共空间，800块钱，住宿不要钱，吃饭有食堂，每个人每个月交两百还是两百五就可以一日两餐在那吃，不做早餐，对我来说，我还能够剩下五百块钱左右，绰绰有余，立马就答应了，就这样进入了编辑行业。
这时候真正是我弹尽粮绝的时候，身上2000块钱花得只剩几十块钱的时候，我终于搬到了不需要打车，不需要坐车，又有饭吃的地方。
刚刚上班第7天还没拿到工资，突然我一个多年的隐疾爆发了，疼得在紫竹院的草地上打滚。这个时候只有武大的兄弟兰峰是我唯一熟人，其他人都是才认识的员工同事，我求兰峰把我送到了海军医院。送去后，说必须马上动手术，但那天是星期六，主刀大夫都回家了，其他的人就说，要等到第二天再动手术。我当时就在医院说，如果今天不给我动手术，我马上跳楼，因为那种疼痛是无法忍受的。最后他们把主刀医生给我请回来了，当天就动的手术。
住院7天后出院，结账要800多块钱。我没有这个钱，唯一的校友兰峰帮我垫付了这个钱。出院回到编辑部继续做工。这个总经理好歹也是曾经的熟人，现在我是他的部下，他也知道前一次不要我，对我有所得罪，他想找回这个面子，走过来跟我说，野夫你病了也没去看你，但是你的医药费由公司全部给你报账。我问他，其他员工也是这样的吗？他说不是，我说那对不起，我不要你报账，我用我的工资逐月扣还，我借兰峰的钱我还，不要你报账，因为其他的员工并不是这样的，我不想破这个例，我也不想欠这个人情。
一个月之后，就因为我的编辑水平提前转正，两个月以后我就是编辑部副主任了，三个月以后我就成了编辑部主任，六个月我成了这里的副总经理，就跟这个总经理成了搭档关系。一年半以后，因为我编的大量的好书、畅销书，已经不断有投资者拎着钱到紫竹院来找我，来挖角儿了。于是一年半之后我提出辞职，然后重新开始创业，就是跟人合伙。因为在这儿工资已经涨到顶了，除了工资以外你没有别的，涨到顶的工资也只够在北京租房子，当月基本花完；每个月存一点过年回家的钱，这对我来说没有前途，跟人合伙的话，我干得好我有30%的红利可分，同时还有基本工资，于是我就出来跟人合伙成立了第一个图书公司，第一次当上了总经理。
刚刚创业当图书公司的总经理，那中间有万千故事可讲，这个只能容待以后再讲了，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讲完的，我会在未来我的“北京十年北漂的故事”里，我会以回忆录的方式，以完全纪实的方式把它写下来，我认为它除开是我的文学以外，就像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以外，在人间体会这种人世间的冷暖，还真有点励志的作用，就是像我这样一无所有的人在这里，我真可以给万千的普通大学生来北漂的人，我像一个励志的人一样，可以给他提供一些参考。
下面要说说我为什么要来北漂，对我来说原因非常简单，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恰好有同学在这儿发出了召唤，他给你最底线的保障，作为一个门房的保障，于是我来了。并不是因为我爱北京，那会儿当然也包含似乎存在着的女朋友的邀请来的。这些都是偶然因素。
来了没有走是因为北京作为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第一，得承认，它容纳了太多太多的外乡人；第二是，它确实，像当年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那样，实际上这十几年、二十年，北京成了中国冒险家的乐园。
1997年，我成了不法书商。书商就在一个灰色地带生存着，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灰色地带开始了我的创业。
十年书商，我为了这个国家出了太多的好书，很多出版社是社长、总编亲自来求我跟他们合作，求我买他的书号，我买他们的书号，第一他放心，我的稿子质量好，要么是正宗引进的国外版权，要么是国内优秀的原创，他不担心你的质量问题。而且我出的书能给出版社带来荣誉，我出的一些书为很多出版社获得了奖项，获得了新闻出版总署的优秀图书奖，各个省新闻局的优秀图书奖、出版奖，一堆奖。
像我最早推出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那是中国人原来从未注意到的。最早来中国的传教士中，很多人都写了观察中国的书，这些书以英文、法文、德文的方式，在这些传教士的祖国100年前就出版过，而且多数都带着图片，但是这些书并没有被翻译到中国来。没有人注意到还有这样一个宝库的存在，而这些书是真正地了解中国近代史最好的东西，因为它是以外来者的视角观察的中国，它和我们中国近代史中的这些笔记、实录又有区别。它是从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观察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制度、这个文明。而且那会儿只有他们有照相机，整个中国都没有照相机，他们真实地记录了大量的生活场景，我们想要看到清朝时候的北京是什么样子，人们的服装什么样子，人们的表情什么样子，只有在这些镜头中才能找到，我把这一系列的书找出来翻译出来，然后推出来，而且都是带着图片的，得到很多文史爱好者和读书人的喜欢。
2006年，我决定结束在北京的婚姻生活，而且决定结束在北京的书商生活，决定离开这个城市。于是就把房子给了前妻，作为一种换取自由的条件，然后把自己的公司送给朋友，把应收的帐款100多万全部撕掉不要了，把应付的帐款全部一一了结。
我的手机号，从1997年拥有第一部手机，到今天我依旧使用这个手机号，我不欠这个世界任何人一分钱。
我对自己一些做法有时都很有些佩服，在我已经处理完全部的固定资产，房子退了，执照公章这些都送朋友了，这个公司已经不存在了的时候，有一家印名片的小老板打我的手机，告诉我，你们公司长期在我们这儿印名片，每个员工都要印名片，以前都是月结的方式。说现在你们还差我500多块钱。
我这儿财务人员都已经遣散了，所有的账都不存在了，我认为都已经干净了，处理完了。突然有人冒出来说，我们公司还差他500多块钱，而且这个印名片的地方，不是我这个老板所知道的，都是由办公人员去做这些事情。我说没关系，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把钱给你送过去。我就是这样干干净净的去对待每一个人，就是我不要欠别人的。
这500多块钱我完全可以不认账，但是我想，在北京做名片是多么小的生意，他可能做1万张，几万张名片，才有500多块钱的利润，哪怕他拿不出什么凭证，他只要有此一说，我都不应该让这样的北漂人没有这份收入。
在北京我曾经的家望京，望京最早的那个小区叫望京新城，居住了大量像我一样的北漂人，在这儿有高官、有巨贾，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还有各种各样的普通人，这些北漂人的故事都很精采，都是我在人世间读到的形形色色的美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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